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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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人口減少一萬三千九百多人
淨流出國外就12425人
......
大概有內線吧
很多老台北人去年就開始移民了
留在台灣的要不就是開戰不怕沒飛機搭的
要不就是只能無奈聽大內宣的小老百姓
放這邊也是希望低調

自由主義1.0——民族的、明顯的資本主義的、務實的、個人主義的以及在某些方面自由意志主義的——從此被判定為“反常”。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言論和思想的充分自由，表達任何立場的開放的可能性，信仰任何宗教的權利，建立家庭的權利，在任何宗教或世俗的基礎上組織性別關係的權利——所有這一切，在自由主義1.0中得到充分承認的價值，如今變得不可接受。

從此，尊奉政治正確與“取消文化”，而所有不接受這種左翼自由主義，不將其視為必要、合理且正常的人，都會受到羞辱。

所以，自由主義2.0已經逐漸演變成了有極權主義色彩的事物。在與更明確的極權主義意識形態作鬥爭時，它並不顯現出極權主義，至少看起來不是。但在只剩下自由主義之時，它自身就表現出了它意想不到的特點。如果自由主義1.0不是極權主義，那麼自由主義2.0就是極權主義。

舊自由主義會立即反駁這樣的論調，因為極權主義明顯地直接違背了以自由選擇為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基礎。做非自由主義者的權利曾和做自由主義者的權利一樣受到尊重。但現在不是這樣了，不再是這樣了。

所以，從最近川普離開白宮的那一刻，一種自由主義已經結束。另一種自由主義從現在開始了統治。在這裡，自由不再是自由的，而是一種強制。而自由的含義也不是誰都能定義的。它現在是由新執政的自由主義（2.0）精英們明確規定的。誰要是不同意，誰的觀點就注定要被廢止。

然後就是從自由主義1.0向自由主義2.0過渡的最後一個要素。歡迎來到喬治·索羅斯的世界。諷刺的是，“索羅斯”這個名字在匈牙利語中是“下一個”的意思。索羅斯成為自由主義2.0的象徵性人物真可謂一個正確的選擇。

索羅斯是卡爾·波普爾的學生，正如索羅斯自己承認的那樣，波普爾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索羅斯成了波普爾的信徒，並把在全世界各地推廣“開放社會”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在這裡，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全面的“自由主義社會工程”（這在哈耶克眼裡是個矛盾），它甚至比波普爾的社會工程更具侵略性、激進性和攻擊性。

波普爾把他的行動主義限制在表達自己的觀點上。而索羅斯通過金融投機成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把“開放社會”的原則應用於全球政治。索羅斯為他的基金會選擇了“開放社會”這個名字，它是一個全球性的進攻性自由主義網絡的保護傘，試圖在世界範圍內影響、控制、領導和顛覆政權。

有了索羅斯，自由主義就成了真正的極端主義。只要他認為某政權是開放社會的敵人，他就會毫不猶豫地贊助針對該政權的顏色革命、起義、政變等等。這種標準是什麼？由誰來評判？標准在索羅斯的聖經——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有所表述。法官就是索羅斯本人，他是自由主義社會工程及其實際執行的主要仲裁者。

同時，我們可以注意到索羅斯及其全球帝國的意識形態立場的一些變化。索羅斯已經開始越來越多地接近極左自由主義者、徹底的後現代主義者和極左活動家。也許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參與政治活動更多——這是實現自由主義社會工程的全球目標所必需的。或者他對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看法有所改變。

索羅斯最近的著作，與他本人及其所支持的組織的政治行為，更證明了一種日益增長的左派傾向——包括公開批判資本主義這種極左派思想。索羅斯積極推動後人類主義、性別政治、文化取消、女權主義以及各種反宗教運動。他以進步的名義對這些主張進行倡導。

因此，有了索羅斯，我們就在某種程度上到達了自由主義的另一端。如果說波普爾類似於哈耶克，索羅斯類似於波普爾，那麼索羅斯和哈耶克就顯得是兩個極端。哈耶克支持傳統，從根本上反對任何形式的社會工程，對進步持懷疑態度（因為沒有人能夠確定某件事情是否是進步）。索羅斯則相反，他贊成進步和自由主義社會工程，甚至我們可以稱之為極左自由主義。

他們三個人都反對第二政治理論和第三政治理論，但似乎在這些理論被戰勝之後，蛇就轉過身來咬自己的尾巴。索羅斯幾乎攻擊了哈耶克所珍視的、所認為是必須的一切觀點。

這在川普的案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索羅斯認為川普是他的大敵，也就是說，他也會認為哈耶克是自己的大敵。川普畢竟不是非自由主義者。在他本人和他的立場中，沒有任何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東西。他是一個純粹的自由主義者——是哈耶克那種，而不是索羅斯那種。

這裡是哈耶克（自由主義1.0）和索羅斯（自由主義2.0）的分水嶺。

膚色種族政治從這裡出發，巧妙地改變了個人概念的本質。後現代主義者首先指出，自由主義的個人概念是一種為高為種族特化的、理性主義的構造。為了使它更加“人性化”（在這裡我們仍然是在人的區域內），新的解放實踐不僅要克服種族是否平等的問題，而且要完全用一種新的、奇怪的、（甚至可能看起來）變態的構造來替代舊的、好的個人。這種簡單的膚色種族的社會可能性和功能的平等化，包括自由隨意改變種族的定義，並不能解決問題。 “傳統的”種族制仍然會在界定理性、規範等方面佔上風。

所以，後現代主義者如德勒茲（Deleuze）、瓜塔里（Guattari）等人得出的結論是：解放個人是不夠的。下一步是要把人類解放出來，或者更確切地說，把“生命實體”（living entity）從個人中解放出來。

現在，我們可以用能選擇種族定義的根性實體（race-optional rhizomatic entity）來替代個人，這種實體是一種網絡身份。而最後一步將是用後人類的怪人——機器、嵌合體、機器人、人工智能以及其他種類的基因工程來取代人類。

在20世紀70、80年代，這些是法國前衛哲學家的前衛研究。而在90年代，這種思潮已經成為西方國家社會文化領域的重要潮流。在拜登的競選活動中，它已經是一種完全成型的、進攻性的意識形態，它所歌頌的不再是個人（如自由主義1.0），而是新的、正向我們湧來的後人類實體：以技術為中心的、能選擇種族定義的、後個人的分裂個體（dividual）。

安東尼奧·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邁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他們的研究都由索羅斯贊助和推動）等左翼作者為這些概念準備了知識土壤。但現在，這些概念被大資本所接受，儘管這些概念最初是針對大資本本身的。

個人與分裂個體之間的界限，或者說“仍然是人”與“已經是後人類”之間的界限，是自由主義1.0向自由主義2.0範式轉變的主要問題。

川普是一個人類個人主義者，在仍然是舊式的人類語境中捍衛個人主義。也許他是最後一個人類個人主義者。拜登則支持後人類主義和分裂個體主義（dividualism）的全面來臨。

中方主動武統有3個要素，缺一不可：

1） 國際環境許可，沒有嚴重打斷國力發展的後果。中方的戰略目標中，只有持續發展國力這一項的重要性和緊急性是顯著超越國土統一的。如果過早出手，美國必然會聯合歐洲和日澳對中國進行嚴重的制裁和圍堵，讓中方得不償失。所以在軍事方面，要求中共的海空軍有明顯的能力將美軍的航母戰鬥群拒止於第二島鏈之外，從而完全消弭美方做任何軍事干預的可能；在外交方面，則要求中國的國際地位和關係，强大到歐洲不可能參與實質制裁的地步。

2） 台灣内部的政治社會風氣持續惡化，完全否定文統的可能性。除了未來選舉的結果之外，這還取決於能否推行教育改革，扭轉過去20年對年輕一輩的洗腦毒化。這個工作當然是很困難的，但是如果台灣人要避免武統，這是唯一操之在己的努力方向。

3） 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出現武力衝突的導火綫。這是最不確定的一點，它可能是台灣内部發生嚴重金融危機（例如因爲大保險公司或退休基金破產），或者有重大的暴亂（例如大規模示威受到鎮壓），或者菲律賓選出一個親美的無腦總統，在南海挑起戰事，或者美國決定對伊朗或北韓發動全面戰爭。

所以美國如果想要打斷中國國力發展，擺在檯面上的選項就是讓臺灣在臺灣内部還沒發生周期性的金融危機，而且治安還沒有出現重大的暴亂時宣布臺獨，時間點可以配合菲律賓選出一個親美的無腦總統，在南海挑起戰事。也就是配合菲律賓2022總統大選前後宣布臺灣獨立！

疫情之外
中美兩國五月開始正式在打金融戰了
臺灣媒體的焦點也不在這
但是臺灣的央行說因為疫情考慮降息
時間點很尷尬
中美兩國都準備收縮貨幣發行量來抑制通貨膨脹了
臺灣這時候降息很有可能變成金融戰的震央
疫情前的臺灣製造業PMI都持續在65以上，時間長達半年之久
有疫情之後，彎頭向下是可以預期的
疫情的轉折點可能會引爆股匯債三殺

>>No.8955
其實我要認真說句話
臺灣人可能絕大多數沒有意識到
中美兩國的決戰點就是臺灣
而且，最重要的，「臺灣的產業鏈撤出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
你們沒看錯，現在不只中國要搶臺灣的全產業鏈
美國也是一樣的
因為製造業，尤其是半導體的核心就在這
大家看看AIT的記者會，態度就很明確了
然後兩個大國要秀實力，比肌肉
除了金融戰、科技戰之外，還有生化戰啊
只要在臺灣島上以3+11為替罪羊，放個毒，製造業立馬崩解
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讓製造業集體撤出
更不用說還有替死鬼-危機時刻還想要搞國產疫苗的政府當墊背
這都明著的知道吧
現在只是英國變種、之後還有印度株與中非株、南非株
這些莫名其妙的病毒株有高機率都會出現在臺灣
表面上是管控邊境不力
實際上是不是有人放毒，也無從查證